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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贸易摩擦的由来、现状及启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和美国在密切的经贸交流过程中不断发生摩擦。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国内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推动了海外供应链的建设和完善,推动了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并通过内外改革尽力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它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学习。

今天,日本和美国在贸易观点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美国试图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旗帜下,日美新型贸易摩擦再度抬头,其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二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及其对策日美贸易摩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日本独立出口限制到扩大美国对日出口,最后聚焦宏观问题。

1950年,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开始流入美国市场,对美国南部的纺织业造成巨大影响。

为了防止美国采取单方面措施,日本不情愿地接受了自己限制出口的请求。

由于与日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以及纺织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同时发生,日本政府不仅帮助了国内纺织业,而且通过购买剩余纺织品等措施顺利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收支盈余成为常态。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继续扩大,当时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摩擦最为激烈。尤其是在里根20世纪80年代执政期间,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对日贸易赤字占一半以上。

事实上,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其单方面扩大经常账户盈余,因此它在保护本国工业的同时积极放开进口。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明确表示有必要采取临时措施限制出口。

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5%左右,增长动力从国内设备投资转向了外部需求。

进口的中期扩张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谈判的焦点从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转向扩大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即要求日本开放市场。

其中,虽然与美国竞争激烈,但仍难以通过谈判(MOSS协议)增加对日本四大产业(电气通信、医药和医疗器械、电子和林产品)的出口,而数量限制和关税等传统措施是主要解决方案。

一方面,日本政府与美国谈判,另一方面,它通过调整国内政策来减少贸易摩擦。

1985年7月,日本制定了“改善市场准入的主要行动计划框架”,以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自由化。

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著名的《前川报告》(Maekawa Report),其中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放市场和促进金融自由化的具体建议。

前川报告受到美国的高度赞扬,但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主要来自农业和林业部门。

事实上,最低业务安全标准协议并没有显著改变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此后,双方谈判从国际收支失衡转向宏观储蓄投资问题,最终落实到以下具体政策上:一是提出未来10年4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的数字目标;二是修改大型零售商店法(大型商店法);三是加强垄断禁止法的适用。

《大卖场法》的修订受到了日本国内流通行业的好评,实现了在日本独特的垂直分工管理机制下难以推进的体制改革。

然而,日本私人储蓄盈余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

在日美全面经济协定中,美国引入了一个数字目标(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下等)。)当时很难缩小贸易逆差。

日本政府反对这一数字目标,并明确表示希望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国家也批评美国采取的单边措施,但理解美国要求日本减少贸易顺差并开放市场。

最终,日本在大部分领域开放了市场。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工业竞争力下降。日美制造业生产成本基本趋同,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消退。

日美贸易摩擦现状当今,日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汽车制造领域。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贸易和贸易政策已经进行了重大调整。因此,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摩擦不仅限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还涉及贸易规则的指导,揭开了新游戏的序幕。

在美日主导的TPP多边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关税,放宽非关税进口壁垒,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农产品和汽车市场,增加美国农产品和粮食、牛肉等汽车的进口份额,以平衡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主张“中国威胁论”,以“联合联恒”,最终与日本承诺实施分阶段开放达成妥协。政治气氛非常浓厚。

但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贸易和贸易政策已经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在所谓公平贸易的幌子下,特朗普政府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毫不犹豫地退出作为谈判筹码的TPP协议,以此胁迫包括日本在内的TPP成员无条件接受美国的要求,并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二是要求日本等相关国家与美国举行双边谈判,以便分而治之,将多边自由贸易谈判转化为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进而获得更大的贸易优势。

因此,在2017年亚太经贸合作中,“三巨头”(美国、中国和日本)与三大计划(双边贸易、RCEP和TPP)之间存在竞争。

然而,一方面是美国,它正努力通过双边谈判撬开市场,以减少其贸易赤字,另一方面是日本,它非常重视诸如贸易伙伴关系等多边框架。这两种贸易观点之间的差异很大,矛盾根深蒂固。

日本领先于cptp。2018年3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cptp。

由于美国的退出,日本在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消费者保护计划可以说是消费者保护计划的“删节版”。12个贸易伙伴关系国家达成的原始协议的95%得到了保留,但只有大约20个“大多数贸易伙伴关系要素”被冻结,如美国坚决坚持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标准。

就规模而言,CPTPP是过去20年来世界上达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协定,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在四大洲有11个国家,包括4个发达国家和7个不发达国家,总人口5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规模的近13%。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超过中国,在规模上相当于北美自由贸易区。

然而,冻结美国坚持的条款客观上降低了消费者保护计划的门槛,增加了其吸引力。

日本大力推进cptp的意图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在cptp的基础上扩大其成员,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由于美国统治阶级将TPP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经济支柱,美国极有可能在未来卷土重来。

特朗普更重视双边谈判,并可能将达成对美国更有利的协议作为重返TPP的先决条件。

然而,如果日本能够保持CPTPP的自身实力,并吸引其他国家与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进行谈判,其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日欧合作对付美国事实上,五年前欧洲就已经表现出“结盟”的意图,2018年7月欧洲经济合作协定(EPA)的缔结应该说也是如此。

日本政府将努力在今年秋季举行的临时议会中完成批准程序,这样环境保护局将在2019年3月前生效,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约30%的自由贸易圈将很快落地。

扩大双边和多边关系一直是日本的重要战略。

与我国倡导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RCEP相比,日欧谈判的政治风险较小。

日欧环境保护协定可以说是各方根据现有战略处理贸易关系、横向加强贸易联系的体现。

环保局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该协议预计将推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并创造约29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该协议将每年为欧盟出口商节省10亿欧元,并将逐步扩大欧洲国家对日本的商品和服务出口。

然而,日本和欧盟同为发达经济体,但优势产业的互补性不强。

日本和欧洲地理位置不相邻,物流成本高。

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它只是欧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中国、瑞士、俄罗斯和土耳其。双方都把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表明日欧环保局的政治立场大于其实质。

日美自由贸易谈判8月10日,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部长级贸易谈判。双方仅就制定促进贸易发展的共同战略达成共识,并同意在9月份再次举行会谈,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在这一轮谈判中,两国在重大问题上处于对立状态。

一方面,在贸易规则上,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要求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建立单独的关税标准和商品进口范围,希望撬开日本市场,减少贸易逆差。另一方面,日本非常重视TPP,希望美方回到TPP。

另一方面,在市场开放方面,美国一直要求日本扩大汽车进口,开放牛肉市场,并威胁日本提高汽车关税。另一方面,日本认为,美国方面单独提高汽车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开放牛肉市场也将威胁日本自己的产业,并使其难以弥合与美国的差距。

对中国的启示尽管日美贸易摩擦不同于中美贸易摩擦,但历史回顾和动态研究对中国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提前做好内外协调发展的准备。

回顾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单边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增长保持警惕,并提前做了相应的准备。

中国还应在促进出口市场多样化的同时扩大内需和进口,以协调内外发展。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化和认证体系,努力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时开放市场,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减少非关税壁垒。

同时,我们将继续深化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积极扩大进口,加快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模式。

加强自主研发,提升产业结构,缓解摩擦。

日本推进了取消或降低关税等自由化措施,利用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利用贸易摩擦带来积极影响。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口了大量美国技术,并对其进行了改进,以开发更实用、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然而,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升级,许多大型企业因专利纠纷被美国企业起诉,这也是我国必须吸取的教训。

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自主研发。

努力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为了避免贸易冲突,日本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全球产业链。

目前,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海外。他们寻求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实现双向投资和贸易的平衡,打造“中国品牌”,努力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中国应提高现有自由贸易区的标准,缩小与世界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的差距,创造良好的环境,保留自有资本,吸引外资进入。

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关注重大矛盾。

欧美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敌意保持高度一致,导致2012年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流产,中日关系恶化。

目前,美国发动贸易战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会。

尽管日欧联盟有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嫌疑,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欧联盟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正在增加。即使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也不会损害美国的基础,敏感的美国公众舆论也会追踪和放大这些负面影响,动摇美国推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意愿。

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加强中日之间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扩大两国共同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未来,共同对抗美国的双边和多边活动将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关注主要矛盾,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研究CPTPP,提前布局。

目前,全球多边贸易关系非常复杂。无论是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是加快实施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的战略意图都是显而易见的——建立与中国竞争的框架,并在亚太地区获得经济贸易规则和新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从大战略上看,日欧联盟不仅可以限制美国,还可以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同时促进印太关系,对中国的贸易环境构成不可忽视的挑战。

从中期和长期来看,一旦亚太贸易伙伴关系扩大,它很可能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规则。

这是对我们经济的最大威胁。

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研究,开展加入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和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的可行性研究。

我们将从技术和战略层面全面研究新规则的细节和发展趋势,认清利弊、风险和机遇,提前做出调整和安排。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RECP,增强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谈判过程来看,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商业习惯和宏观储蓄投资行为极其困难。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由于低国内储蓄率和过度进口造成的。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内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贸易战。

为此,中国应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充分发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渠道的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促进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则。

中国应该真正开放,坚持公平贸易、合作共赢的原则,求同存异,在亚太地区多边贸易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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